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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新十分推崇《基业长青》中的“时钟机制”观点，他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说是为方正“造钟”，或者准确地说，他在努力将方正打造成一个走得准的时钟。魏新强调，只有制度才能在根本上杜绝企业内乱，从而保证企业管理者能放手在制度的轨道里去推动企业发展。确实，魏新是有感而发，因为他本人也面临着权力的困境，也就是说，北大对他的信任能有多久，授权的广度和力度，这些都无法在企业内部的制度框架里得到解决，就是说方正的经营成绩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魏新的领导权力。于是，魏新提出“控制权上移，经营权下放”，以及“五个统一”，并通过人事上的变化实现这些构想。 

    历史是连续的，很难在发展中界分某些阶段，但这些阶段显然又是存在的。对于中国IT业的发展进程，明显以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为历史的关结点，从此，中国大踏步地开始计算机的汉化进程，也开始中国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与追赶。王选的重要性使得他从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两院院士，又成为政协副主席；但王选更重要的作用则是，以他发明的技术产业为核心，产生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的校办企业，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最大的IT企业——北大方正。北大方正的重要在于，它在某个侧面证实了原创技术对于企业与产业经济的巨大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中国企业运营中的非现代性的弊端，提醒了整个中国对于管理现代化的重视。 

    其实，中国IT企业的真正发展史不过是十几年的事，方正、四通、联想的崛起也仿佛是昨天的事，方正从头把交椅上滑下来并进入发展的徘徊期也仿佛就在昨天。这种印象如此深刻，人们不可能无视这些历史。有人说，方正的重要性不在于汉字照排和PC，而是不断出现的公司“事故”。1999年以后，“政变”、“逼宫”、“办公室政治”等等成为方正输出的新闻术语，当然，这些术语过于政治化了，不过，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方正内部出了问题。而内部管理在西方是被充分研究实践了的，这说明中外管理上的巨大差距。 

    对于方正而言，内部不团结已经成为它存在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与否的问题。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魏新走上了管理的前台，并被赋予巨大的权力进行方正的改革。从1999年10月18日起，魏新进入方正，不论职务上如何变迁，他被赋予的使命未变，那就是改造方正，从根子，从内部再造一个方正。事实上魏新也是这么努力的。时至今日，将近五载的岁月打磨，方正在2004年4月25日推出“水晶计划”，正式公布其2003年的集团成绩：销售收入200亿元人民币，利税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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