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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出系列短片《十诫》中的《杀人短篇》已经过了二十六年，在这二十六年间（或前后），爱荷华大学的卢刚端起枪杀死了自己的同事和导师，朝鲜间谍金贤姬策划了大韩航空空难，马加爵杀死了他认为对自己的自尊造成了伤害的舍友，杨佳杀死了六名警察，徐纯合袭警被民警当场击毙，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林森浩毒死同学黄洋，极端宗教分子在昆明火车站和加州社会工作中心举起了刀和枪……这些事件形成的社会土壤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将这些事件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发现，这些事件在全球大众舆论的海洋中，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的讨论的指向：宽恕。在一部分这些讨论中，宽恕精神代表了一种更为先进和值得效仿的文明，公共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们纷纷站在这种文明的高度，指责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律法的落后和野蛮。而在另一些讨论中，施暴者则又代表了某种长久被打压的公义，反抗着一个残暴的极权。在最近尘埃落定的林森浩一案中，两种讨论终于合流了：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对于林森浩的死刑判决，象征着律法体系的原始粗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落后。
抛开一切庞大的学术话语讨论，我想我们该做的是还原一切叙事的本身。在这个电影中，长相酷似马加爵（反过来说马加爵酷似他也可以）的男主角，因为深爱自己在一起车祸中丧生的小妹妹，而将仇恨付诸于一个出租车司机，而观众是不会对这个出租车司机感到同情的：他虐待动物，好色，粗暴，自私，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值得死。于是在电影中，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取得律师资格证的律师，在为杀手辩护失败，目睹了杀手的绞刑后，彻底对自己所实践的律法失了信心。如果将这个电影的情节和现实一一对照，我们将发现若干有趣的巧合：就像导演为杀手安排了低微的出身和让人落泪的亲情的丧失，也有人在马加爵死后为他安排了比悲惨世界更为悲惨的故事：受尽舍友的嘲笑，囚衣是他穿过最好的衣服等等。被杀死的人，也一度在大众传媒流传的故事中，是冷血而麻木的上层阶级。而为马加爵们伸冤的人，也如同电影里一样，大多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和热血的年轻人。对于杨佳和徐纯合，媒体和大众的手法也如出一辙，并且尽管大多数流传的故事都被证明是谣言，人们依然愿意相信一定是有可以理解的内情造成凶手拿起了手里的刀。
虚构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在更多的可能性中反思现实，天才如基耶斯洛夫基斯，也未必能预见到他对法律的反思，已经在大众传媒中成为了一种滥用的模板，一种对 “人性”这个词语无以复加的蹂躏和滥用。在这样的修辞中，尊重人性是一种政治正确，而这种正确要求我们必须理解拿起刀刺向他人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已经在不知名的力量的推动中，变成了一场一边是平权运动潮流带来的对所谓宽容和多元的盲目推崇，一边是西方民主体制对于所有非民主国家的指责：基督教作家王怡曾经撰文以卢刚和金贤姬案来说明基督教的优越性，西方媒体一再将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映射为是民众对暴政的反抗，更不用说多起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袭警抗法无疑的案子却被用来质疑当前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不难发现，为林森浩的死刑鸣不平的人，很大程度是是与认为徐纯合代表正义的人群是重合的。
在《杀人短篇》里，导演无疑是想唤起人们对死刑犯的同情，但他同时展现了杀手的凶残和绞刑的残酷。他的主角是一位涉世未深，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这本应该提醒着年轻人，同情，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是人值得提倡的本能，却并不是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的前提条件。欧洲废除死刑的基础不仅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尽管今天的欧洲正在为这种不经思考的轻浮的宽容付出代价），也是建立在优越的经济结构和人口条件上的。
电影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的目的到的是为报复犯罪，还是矫正人性？这个问题曾经是，也一直将是法学界的议题，我对此亦无正确答案，但我想以另一个古老的问题来回应这一个：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作者涅朵奇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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