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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樟柯的选题总是剑走偏锋，但又总是不偏不倚，正好切中时代的痛点。
　　 在他2004年的电影《世界》中，贾樟柯选择了北京世界公园这一特殊的事件发生地，公园的口号“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仿佛一句谶语，宣告了这里的每一幕正在世界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有人味儿的地方发生着——此时此地，恰如彼时彼地。
　　 世界被缩小了，放在这个北京郊区的游乐园里，各种世界名胜以奇怪的姿态存在着，远道而来的游客与洋建筑争相合影，乐此不疲。彼时已进入2000年，国家逐步开放，与世界融合的进程加快，还未出过国门或者未走出过家乡的人们，被推上时代的卡车，也亦步亦趋的跟进着。我们的眼界决定了看世界的广度和宽度。出身与家庭环境，后天接触到的教育，以及每日接收到的新闻，都或多或少影响着我们的眼界，而后者，甚至有代替我们观察世界的作用。北京世界公园这个奇怪的存在，好像一个巨大的象征，它把世界摆在你眼前，又限制着观看的角度和深度。
　　 15世纪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新大陆不断被发现，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进入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更便捷的交通工具，城市化进程加快，世界越来越小。在每一段伟大或渺小的探索旅程中，普通人与伟大的开拓者有着相似的精神危机，即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大，而落脚地却越缩越小，我们的容身之处在哪里。在《三峡好人》中，国家工程不可谓不宏伟，2.4亿的跨江大桥在破败的山城中实现了天堑变通途的宏伟理想。有魄力的政府领导大手一挥即可点亮整座大桥，而鲜艳的霓虹灯桥在此时却显示出一种不协调的寂寞感。山城居民流离失所，一砖一瓦盖好的房屋要亲手拆掉，转而建设自己无福受用的国家工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他们失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都太怀旧了”，小马哥眼前的桌子上放着小酒和几盘简单的凉菜，面对着不明所以的韩三明，煞有介事地模仿起《英雄本色》的周润发来，情谊本不值钱，因为这是底线，如果情谊变得奢侈高贵起来，正说明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而小马哥此时怀念的，正是重情重义的年代，那时他的话有人愿意听，一言九鼎，他所代表的，是时代的卡车碾压过来前最后的古惑仔。韩三明最后一次见他，他正与一帮兄弟搞定某个不听话的人，电影没有交代这个人究竟是谁，以电影的语境来看，大概是某个不肯搬走的钉子户。后来在拆迁工地的乱石堆中，韩三明找到了小马哥的尸体。“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手机铃声回荡在寂静的工地上。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因为水位线上涨。大批移民被渡轮源源不断输送往全国各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奇迹的建设中，会有更多的原住民变成无根的移民，远离家乡，漂往各地，像雨水落进江水，只听江水滔滔，却不见雨滴的踪迹。
　　 与第五代导演不同的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不再关注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也不做反思历史的宏大命题，他们关注的是城市、乡镇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危机，好像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复活的人文主义一样，艺术家开始卸掉神的光环，表现他普通人的一面，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第六代的电影里，伟岸的英雄人物渐渐隐，宏大的历史命题亦不复存在，底层百姓开始走上前台，再现着自己的悲辛。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不存在孕育崇高的土壤，所谓“大写的人”如三峡移民纪念碑一样，扭曲，无用，已超现实地腾空而，不知所踪，人在此刻前所未有变得很小。特定的年代产出特定的艺术作品，贾樟柯的电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民间的一面镜子，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镜像。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在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和欣赏中，当我们同情和恻隐小人物时，是否在内心已提前与这些人划清界限？当我们称赞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时，是否因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人？引导我们做出恻隐之心的，是隐隐约约的优越感，还是肝胆相照，深为所动呢？有时候，如米兰昆德拉所讽刺的那样，同情和怜悯不见得是一种品德，崇拜和歌颂也不一定出自信仰。它或许是一种手段，让我们利用别人的悲苦，来完善对自我高尚人格的追求，寄身于别人的悲苦中，为自己的刻奇（Kitsh）心理提供养分。而到最后，苦难变成展览，欣赏它成为一种流行病，成了一种诉求，乃至目的。你可见在泪流成海的电影院里，手机屏幕映照着一张张抽泣的脸，在他们在朋友圈里，正约定赶往下一场哭泣的派对。
　　
作者林千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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